这是我关于中国足球在2022年的第一篇，相比于前两篇，这一篇是在世预赛开始前写的，为什么会提前写。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理由，近来中国的足球舆论场又开始不太平，又一次成为了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在这里，我不由联想到了当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描述的那场战争，正如今天中国足球的舆论场，甚至说是自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的舆论场，依稀可以仿佛看到那场战争循环的影子。正如最近的热播剧《开端》一样，永远都是∞，而这种舆论背后带来的不仅仅是地方媒体间的战争，更升级为各省市俱乐部的明战甚至是球员和俱乐部、媒体间的“暗战”。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我们需要避免这种“循环”不断上演，因此在周末，我写这篇文章的用意也在于此。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科普“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怎么回事，更是为了让大家引起共鸣，避免再度陷入这种误区。

一、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在新闻中经常听到，但在体育新闻中，我想你们应该是第一次听到。首先这个词的制造者并不是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而是美国的一位学者，他叫做格雷厄姆·艾利森。2017年，他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写了一本震惊世界的著作，名叫《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意在说明在未来，中国一定会崛起，成为威胁美国的力量，美国和中国之间无法避免当年斯巴达和雅典一样，进行新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实际上，“修昔底德陷阱”是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衍生的产物，并不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去衡量的。尽管我们不这么想，但西方人却这么看待我们，因此也看到了中美双方在贸易战等场合的频繁过招。那么当年雅典为什么和斯巴达对抗呢？为什么格雷厄姆·艾利森会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呢？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代战争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争，它的战场发生在欧洲。当年的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城邦，斯巴达是尚武的，保守；雅典是文明的，民主。两个城邦当年共同抵御过来自波斯帝国的威胁，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但随着雅典通过商业交流和外向型经济的推广，雅典的同盟增加，而在雅典城邦内部，出现了反对派实力，希望可以取代斯巴达成为欧罗巴的霸主，于是就发生了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结束后，双方维持了短暂30年的和平，但由于边缘地带的城邦小国埃皮达姆努斯发生内战，该国民主派在求救科西拉城邦未果后，求救另一个城邦科林斯，结果两个小城邦被迫卷入战争。为了捍卫盟友地位，雅典出兵干涉威胁科林斯，而科林斯向斯巴达求救，并告知雅典可能威胁斯巴达，为了实现所谓的“均势”，斯巴达决定与雅典再度交战，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最终雅典被斯巴达击败，斯巴达捍卫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雅典则是一蹶不振。以上这些事实，被当年雅典城邦的一位名叫修昔底德的历史学家全文记载，名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阅读一下）。他认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是雅典力量的增长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而这场战争中，各国都面临“囚徒的困境”，即如果不出兵，有可能打输战争，甚至被彻底消灭。所以保全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战争，这场战争无法避免。”而西方，一直将其作为金科玉律，包括后来的日本也是如此。历史上，除了英国和美国没有通过战争发生“地位交替”外，无一不是通过战争解决地位问题。美国人之所以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因为从他们自身的角度，认为中国会重现当年雅典那样，向美国挑起霸权战争。所以从自身角度，美国将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各种围堵中国，担心中国崛起去取代他们的世界老大地位。所以在任何场合，我们中国必须避免陷入美国人给我们挖的“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才能更好继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足球里的“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您仔细阅读了上面那一段的文字，您应该就明白为什么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会这么写了。其实这样的理论不仅仅在政治学，在任何场合都可以通用。比如一家大公司，会恐惧新生的与其生产产品同样的公司；比如在科技领域，早先的科技公司，会恐惧新型公司的出现，这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而在足球中，则就是传统豪门对新兴势力的恐惧。拿英超来说，英国人喜欢用“寡头球队”形容切尔西，是因为切尔西获得来自“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资金投入化身超级强队，直接挑战了英超原有的曼联、阿森纳双强争霸的格局。其实在中国足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辽宁足球是最初的王者，后来被大连万达取代，上海申花的崛起，使得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进入了“连沪争霸时代”；而随着山东鲁能集团的进入，山东济南泰山将军队转为山东鲁能，取代了上海申花的地位，成为了大连队的主要对手，中国足球又进入了“连鲁争霸时代”；尽管这段期间，北京国安、深圳健力宝都曾挑战过霸权，但都不长久。直到恒大集团的入主，广州恒大取代大连队，成为了山东鲁能的主要对手，“粤鲁争霸时代”正式拉开帷幕。而随着山东鲁能走下坡路，上海上港的崛起，又让广州恒大方面将对手锁定在了上海滩，“沪粤争霸”成为主流。尽管期间，江苏苏宁曾经短暂出现过，但最终还是无法取代大格局。2021年，随着广州足球的没落，山东鲁能重新崛起，于是乎“鲁沪争霸”的声音再度甚嚣尘上。从以上这些事实不难看出，中国足球一直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循环中无法自拔，这里面中国的地方媒体，起了非常不好的宣传作用。而现在甚至演化为将矛盾升级至国家队内部选人以及对中国足协管理层的利益对抗中，成为了广大球迷们的笑柄谈资。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是来源于西方，而西方人一直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行事，包括各行各业。随着改革开放新思潮的涌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流入中国，包括这种“强者恒强”，打压“崛起实力”的思想。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的发展基本上是非健康的，而在2012年广州恒大挑起军备竞赛，中国足球彻底进入了恶性循环的情况，时任山东鲁能高层毫无战略头脑的“盲目”跟进加紧军备竞赛，成为国企中唯一一支毫无底线大搞金元足球的俱乐部，其结果很像当年的美苏争霸。而在这样的带领下，天津、江苏、河北、长春等多队也开始进入这样的模式，最终搞得鲁能一蹶不振，其他俱乐部多家破产，甚至降级。而在这种环境下，“公关足球”的出现，更让媒体也出现了较大的敌对化倾向，以某地媒体为例，他们在早期击败A地媒体之后，后期又与B地媒体交锋，并且利用B地两家同城俱乐部媒体人的不合，挑起矛盾。直到今天，他们又开始挑起A地媒体和B地媒体的对抗，不断让双方陷入自己精心挖好的“修昔底德陷阱”，坐收渔翁之利，完全用冷战的思维看待媒体间的竞争，这样的行为确实已经超乎了正常的逻辑。虽然背后都是“公关”的主导，但这种越来越倾向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化的思潮必须予以警惕。

那么这种思潮怎么来的？如果用“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解释，似乎再明显不过了。任何一方的强者，都会担心后来者居上来取代其固有的地位，因此打压、瓦解，甚至采取不正当手段削弱对方，延缓对手发展的速度，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举例来说，昔日霸主为什么恐惧新势力的崛起，是因为他们担心对手会有一天彻底取代其的统治地位，尽管从事实来看是杞人忧天，但这样的思维惯性，使得无论是当地的媒体，还是俱乐部本身，都采用近似于当今美国那种“霸权主义”去干涉其他俱乐部的事务，通过新闻媒介的手段混淆视听，利用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组织团队去进行所谓的“主权宣示”，甚至不惜用“大字报”和干扰司法的手段去撰写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新闻，造成中国体育舆论场的混乱。这些所有的一切，源于对自身统治地位有可能被取代的“担忧”，跟美国现在的新闻宣传手法完全一致，开创了中国体育媒体自由化思潮的先河。而采用公关团队，也带动了很多新兴俱乐部纷纷效仿，成立工作室，包装外籍球员，甚至替代发微博、写文案，完全用美国的新闻模式去在中国的舆论场兴风作浪，已经完全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对于中国新闻界的健康发展，是一种伤害。新闻需要一定的自由，但前提是真实，去除了真实性妄谈自由，背离了初心。

三、如何避免中国足球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可以避免吗？其实是可以的。以我国外交为例，我国在不同时期坚持不同的外交政策，既搞过“一边倒”，也搞过“一大片”，提出过“三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我们中国政府对于西方“修昔底德陷阱”的回应，我们绝对不会踏入这个陷阱。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以当今的中国足球来说，昔日霸主的公关团队扮演的是美国的角色，新崛起等地的媒体扮演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角色。首先各地媒体应该以求同存异，毫无私心的原则去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中国足球，而不是夹带私货，甚至按照公关的要求去撰写“博眼球”的新闻。任何一地的媒体，都不应该是各地俱乐部的附属公司，都应该本着真实的原则去客观、公正报道事件，可以以当地的角度，但角度不能是以“攻击其他地方”为前提，更不能撺掇一地共同去反对另一地，这是毫无道德底线的行为。

其次，昔日霸主所在地的媒体应该修正原先的思维，“霸权主义”的新闻思维不可取，同样新崛起地区的媒体也是如此，不要重蹈前任前几年的老路，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不要用对抗性的思维看待周边的邻居，要化整为零，形成命运共同体。亚冠和国字号赛场同仇敌忾。共同为中国球队和健儿加油，进了国家队没有什么“恒大系”、“上港系”、“山东系”、“北京系”、“申花系”一说，都是中国足球球员。同样作为“归化球员”要和中国本土球员一视同仁，别讲什么其他国家归化是什么样子的，你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和西方国家的体制和性质不同，政策必须按照中国的来，归化球员在中国没有特权。能者上、庸者下，更禁止以践踏中华民族底线的方式称其为“岳武穆”，污名中国的民族英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守住底线，才能赢得未来。

最后，中国的俱乐部要放弃“冷战对抗思维”，无论是哪个地方在联赛中有球队占据优势，都不要以对抗性的思维看待其他俱乐部的发展和崛起，要用发展和合作共赢的思路去看待。举例来说，2021年，山东泰山夺冠后，山东成为了新晋的霸主，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该地媒体也自然担心由于人员流失而肥了他地，陷入另一方设计好的“修昔底德陷阱”中，无意中扮演了美国的角色，开始对抗。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思维模式，山东泰山俱乐部是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山东泰山俱乐部应该正视多极化的发展，联赛有竞争力，有竞争对手，才会更有意义。无论是上港、广州、国安还是其他地方的崛起，山东泰山俱乐部都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要搞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样才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齐鲁大地是礼仪之邦，仁义礼智信是这里留给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山东泰山应该以这样的思维模式去看待整个中超的发展，做新秩序的建立者，而不是统治者。求同存异，开放包容，俱乐部要有这样的胸怀，媒体人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和能力。如果从山东泰山开始，中国俱乐部放弃“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模式，我想对于未来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模板。历史赋予了山东泰山这样的机遇，我想他们不会，也不应该错过这样的机会。

中国足协和管理者一点问题都没有吗？在前面的两篇文章我说过，有，但问题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解决。中国足球想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现阶段必须要做的事儿一共有三件：1、尽快召开全国体育媒体大会，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接受来自各地媒体对于足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真正听到心声，媒体们利用这个平台直抒胸臆，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利用舆论去干涉，搞“霸权”和小算盘；2、尽快召开各俱乐部的联席会，商讨对于未来中超联赛发展模式的建议和意见，让各俱乐部进行沟通联谊，有效避免对抗；3、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推动和欧洲各国足协的合作，倡导并鼓励中超俱乐部和欧洲俱乐部搞合作交流，将有潜力的年轻球员甚至主力球员送去欧洲，并且可以在适当条件下租借该俱乐部的一些球员。以足协为牵头，带动新一波的留洋热潮。日本的留洋模式，走的是企业赞助甚至买断送球员出去的模式，我们中国足协不同于日本足协，市场化程度并不高，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留洋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留洋道路。官方足协间协调俱乐部间搞合作联谊，应该是一个好的思路。当然，这些举措能否实施，需要中国足协的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好好沟通，而且需要一旦有责任心，有担当意识的领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足球现在处于一个十字路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足球不要走对抗的老路，一定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无论是媒体、俱乐部都义不容辞，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南北为一家，媒体和俱乐部无论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今后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中国足球的明天会更好。洋洋洒洒5300多字，好了，就写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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